民俗旅游的民族文化

1990年代以来，在很多场合下，民俗文化不再被权力政治一味地贬损为“落后”、“迷信”、“原始”、“蒙昧”，而是被发明为宏扬民族传统文化、向外来旅游者展示本土形象的旅游资源。一时间，中国大地上大大小小的民俗村、民俗城、民俗园数不胜数，位于边疆地带的少数民族地区打破了昔日的宁静古朴，一批批来自国内外的游客穿梭往来，许多已经消失的民俗事项被知识分子挖掘发明出来，策划、包装成为动态性、参与性展示古代民俗生活的旅游产品。 与此同时，旅游部门的项目策划或者有意识地将地方性的文化纳入到民族国家现代化话语之中，或者迎合了旅游者关于异文化的时空想像，或者仅仅是出于经济资本的投资目的。一旦民俗文化因为上述原因而推入旅游市场，那么，作为文化消费者的旅游者的消费行为则不仅仅是单纯的满足个人需求的被动消费，而是被纳入到一种关于权力政治、市场以及全球化的时空想像之中，也就是说，旅游者在民俗文化旅游过程所体验的异文化震撼不仅仅是个人性的体验，而且被整合到全球化时代地方性的权力政治与市场体系之中，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旅游者的所体验的民俗文化旅游具有了政治意义，成为一种政治力量。民俗文化旅游被权力政治资本发明为能够产生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文化资本，意欲通过民俗文化的异文化震撼产生社会效益，带动饮食、住宿、购物、交通、就业、招商引资等第三产业的发展，促进地区经济融入全球化市场体系。在中国当下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文化资本也开始介入到许多地方的现代化建设运动之中。文化资本的某些特殊形式，如地方性的民俗文化、富有历史韵味的传统文化等等，从原先的民族国家现代化话语的边缘开始上升为一种能够转化为经济资本的文化资本，并且日益商品化，正是在这一商品化的过程中，民俗文化以及其他传统文化才有可能在现代性话语中获取合法地位，进而获得广泛的社会声誉，提高民俗文化在社会符号等级体系中的位置。原有的符号等级在现代性和诸如普遍历史、进步、权力政治和审美理想等支配观念之外，拓展了一种相对主义的空间。从低俗的、遭人鄙弃的“封建”、“迷信”传统，到权力政治与经济资本趋之若鹜的文化商品，可以说，这也是民俗文化从一种迷失状态进入了另一种迷失状态的过程。因为，民俗文化在具有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塑造地方形象等方面作用的同时，也因为权力政治与经济资本剥离其生存状态而越来越变形走样。究其根本，旅游部门策划、展示的旅游项目，可以说是全球化背景下权力政治、经济资本与地方性文化资本共谋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也是一种全球性的后现代文化现象。在全球化时代，人们对于文化的认识趋于多元，人们也认同各具差异的文化。不仅如此，地方政府的企业化行为，将地方文化的形象视为一种品牌进行打造，自然而然地，具有差异性特点的民俗风情文化则颇受各种权力政治与经济资本的青睐。在中国当下的情境中，全球化过程提供了新的文化形式以及更为广泛的符号体验，金融资本、权力政治、大众传媒、地方性文化的共谋，作为文化资本形式的民俗文化的商品化，便使异文化旅游者获得了一种全新的符号体验。尽管旅游开发者试图让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获得一种真实的异文化感受，但是，民俗文化旅游实际上是多种权力与资本共同作用下生产出来的一种文化符号，它试图达到的目的并不是真正地再现一种文化，而是表达了消费时代权力政治与资本的文化想像。旅游开发者主张，在民俗文化旅游项目的开发过程中，必须对内容进行精选。精选的原则是什么？是旅游吸引力。吸引力又主要决定于当地与游客产生地之间的文化差异，当地民俗文化越有特色，差异越大，越有吸引力，所以，在内容选择时应精选其具有特色的部分。这种特色与差异的效果，按照人类学的说法，当两种不同的文化互相碰撞时将会产生的文化震撼，文化之间的差异越大，文化震撼越强烈，而这种文化震撼的强度大小正是旅游部门策划民俗旅游项目的文化心理依据。不可否认的是，尽管当下的民俗文化旅游项目的开发似乎对少数族群的文化予以充分的尊重，尽管政府对于保护少数民族文化所作出的成绩也是有目共睹，但是近百年来的现代化过程关于进步的信仰以及进化论的社会发展模式，在少数的、边缘的、民间的文化与“落后的”、“原始的”、“封建的”“非理性的”之间划起了等号，这种分类与界定，蕴涵着启蒙运动的理性霸权，理性的政治力量所挟持的求真精神，标榜将为人类社会带来历史和人的解放，其实这一现代性信条以“求同求全”的虚妄来压抑多元与差异，只不过是异于前现代的另一种传统制度而已。这种历史进步的观念以及关于文化分类的知识，被现代民族国家编织进了关于现代化建设诉求的话语之中，成为一种知识的规范，甚至体现于政治措施的实施过程。这种现代性知识于是演变成了一种规训、塑造、构成主体的权力，并不仅仅压迫着主体关于历史进步以及知识分类的思考，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种生产性的力量，渗透到整个社会生活领域之中，把每一个主体塑造成为符合民族国家现代性诉求的个体，使其服从并整合到民族国家规范的社会秩序之中，我们看到，产生于规训实践的知识在成为一种权力的同时，又强化了规训的实践。被近百年来民族国家现代化过程所规范的主体，教育制度、学科分类、传播媒介、图书馆、展览、历次政治运动等规训体系从制度层面强化了人们对于文化分类的认识，这种知识自觉与不自觉地规范着主体的社会实践，与民族国家的现代性诉求形成认同。现代民族国家现代性诉求的霸权性质，控制了人们对于边缘的、民间的、非主流的文化的知识想像，在高度现代性的境况下，人们关于社会生活对象的知识与想像，日益依赖于专家、媒体的教育、宣传与鼓噪。由此形成的效果不仅仅在于生产了一种关于文化分类的知识与霸权，更重要的是，这种知识与霸权业已内化成为人们自我认同的机制，并且反过来不断地塑造着现代社会制度关于文化分类的知识。自我认同机制的形成，意味着自己的趣味、欲望、意见和渴求与他者的趣味、欲望、意见和渴求等形成对照，进而在自我与他者之间形成相应的关于自我与他者的形象。长期以来，现代性话语对民间的、边缘的、非主流文化的排斥，使之赋予了一系列迷信、落后、愚昧的形象，民间的、边缘的、非主流文化的持有者也已经将这一系列迷信、落后、愚昧的形象内化成为自我认同的一个方面，成为现代性话语对他者进行压迫最为成功的手段之一。因此，面对日益发达的民俗文化旅游，我们并不能就此认为，以民俗文化为代表的一系列被现代性话语命名为迷信、落后的文化现象，在中国当下的文化情境中，权利政治与资本已经平等地承认这些边缘话语，我们毋宁认为，权利政治、资本与地方性文化的互动所产生的民俗文化旅游的兴盛，既是“本土化的现代性”（inigenizedmodernity）的一个表现，也是文化政治之暴力的一种表述。我们在承认现代性服务于本土文化的重振过程的同时，也应该意识到，这种重振过程实际上也在继续着现代性话语对于民间、边缘文化的霸权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