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故里到底在哪?

庄子是哪里人? 这个问题的答案最早见于司马迁的《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这里的“蒙”究竟在哪里?庄子故里之“蒙”以及“漆园”又是什么地方? 学术界对这个问题可谓伤透了脑筋。因为古人写文章惜墨如金，素以用字简练著称，导致今人莫衷一是，众说纷纭。
有人认为：今之安徽蒙城，世称“山桑，北冢，古漆园”，改名蒙城虽自唐代天宝年间，但蒙城之“蒙’却由来已久。他们认为不独尽人皆知，且有史据可证。南朝宋罗泌《路史》云：“盘庚自奄迁于北冢；北冢，蒙也。”《嘉靖寿州志》还有记载：乾隆《颖州府志》“漆园城，在县河北三里，即旧蒙城；庄子为漆园吏在此”。
反对者也不乏其人，他们从《隋书·地理志》于“谯郡·山桑”下找答案。《隋书·地理志》记载：“后陶置涡州涡阳县，又置谯郡，梁改涡州曰西徐州，东魏改曰谯州，开皇初郡废，十六年改涡州为肥水，大业初州废，改县曰山桑。又粱置北新安郡，东魏改置蒙郡，后齐废郡置蒙县，后又置郡，开皇初废郡。又梁置阳夏郡，东魏废。”他们认为：上面一段引文好像“山桑”(后为蒙城)也曾经称“蒙”。其实，《隋书·地理志》说的是“谯州”之内(南北朝时州辖郡，郡辖县)三个区域的建置沿革，其中涡阳、肥水、山桑的变迁，才属今之蒙城，而北新安、蒙郡、蒙县，仍属今商丘。并认为“粱郡·守城”(今商丘)注云：“梁置北新安郡，寻废”，这就是对上面的解释和照应性的说明，由此推出，迟至隋代，今蒙城从未沾上“蒙”字。
唐代学者比较流行的说法则认为庄子出生地在山东曹州。李泰等著的《括地志·冤朐县》说：“漆园故城在曹州冤朐县北十七里，庄周为漆园吏，即此。”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也援引了这一记载，并说：“按：其地古属蒙县。”诗人李白居东鲁，在其《赠从弟冽》一诗中说：“自居漆园地，久别咸阳西。”这里说明唐代学者都把曹州漆园作为庄子作吏之地。这种观点一直影响到近代乃至今天。若把曹州与河南之“蒙”都看作“古属蒙县”，尚还可说得过去，但两者是否能连在一起，就比较牵强了，至少无材料足以佐证。
宋代学者朱熹对庄子故里有比较系统的考证。《朱子语类》说：“李梦先问：‘庄子孟子同时，何不一相遇?又不闻道及，如何?’曰：‘庄子当时也无人宗之，他只在僻处自说，然亦止是杨朱之学。但杨氏说得大了，故孟子力排之’。”“庄子去孟子不远，其说不及孟子者，亦是不相闻。今亳州明道宫乃老子所生之地。庄子生于蒙，在淮西间，孟子只往来齐、宋，邹、鲁，以至于梁而止，不至于南。”在朱熹看来，庄子乃楚国蒙地人。“淮西”指皖北、豫东、淮河北岸一带，安徽蒙城属楚，也正处于这个位置。
明代学者李时芳，主张庄子故里安徽蒙城说，他的考证没有多少新意和见解，只是维护王安石、苏轼等见解而已。但他反对庄子是山东曹州人之说。谈及苏轼、王安石的见解，有学者持极强烈的反对意见。严格的讲，苏、王持“庄周故里为安徽蒙城说”是没有几分考据的，只是苏轼曾经为安徽蒙城在宋朝时所建的庄子祠堂写过碑记，也就是著名的《庄子祠堂记》，当代学者刘文刚则认为苏轼的这篇碑记是“求文以为记”的应酬之作，不是什么考据文章，苏轼只是借此发挥他对庄子的推崇和赞美之情，而对于安徽蒙城是不是庄周故里，他在碑记中“不置一词，可见还是比较审慎的”。 而王安石则是写过一首《过蒙城清燕堂诗》 ，其中最著名的四句是“清燕新碑得自蒙，行吟如到此堂中。吏无田甲当时气，民有庄周后世风。”凭借一首诗里的两句话，即使作诗的人再有名气，在一些学者们看来也不足以说明庄周故里即为蒙城。此一说。
庄子究竟是哪里人?我们认为：《史记》载庄子为“蒙”人，《汉书》又列“蒙县”于“梁国”。那么，今天的蒙城在汉代是否叫“蒙”，是否又属于“粱国”，弄清这个问题，庄子的故里纷争就容易解决了。汉之“梁国”，原本秦之“砀郡”，即今河南商丘一带。其领属范围既包括商丘东北境的“小蒙”，也包括商丘东南境的“大蒙”，梁国曾是汉梁孝王的封地，“梁孝王好营造宫室苑囿之乐以通宾客”，在商丘建造了“梁园”。小蒙近商，虽有“梁园”，但无“漆园”，大蒙偏远，却素有“漆园”之称，可见司马迁笔下的“蒙”当为“大蒙”而非“小蒙”。“大蒙”疆域原来甚辽阔，西北边境达雉河集(今涡阳)以北数十里，直至今豫、皖接界处，距商丘仅百余里。随着历史变迁，又几经分合，建置沿革也有变迁，但无论怎样，大蒙与今之蒙城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倾向于庄子为安徽蒙城说。
以上是安徽学者孙以楷、钱耕森等的观点，另外安徽省内，特别是蒙城县内的学者都倾向于庄周是安徽蒙城人一说，这也许无法排除争荣之嫌，但如果论证的有理，又有充分的证据，那么这种论断就应该引起研究庄子的人的注意，另外知道了庄子到底属于哪个地方的人，对于研究庄子的文学艺术以及思想渊源诸方面的问题都大有裨益。比如，如果我们知道庄子是属于淮河流域的人，那么淮河流域有着什么样的文化底蕴和传统，又与老子的家乡有什么联系？淮河流域是不是道家文化的发源地？邹鲁大地为什么孕育了儒家？淮河流域为什么孕育了道家？庄子的故里到底在哪？回答这些问题应该说对于庄子的研究，对于整个中华传统文化的研究都非常的有好处。笔者通过走访安徽蒙城的一些研究庄子的专家或者爱好者，得出一种结论，那就是庄子是安徽蒙城人。除了以前这些专家包括孙以楷、钱耕森先生的论证依据，我想再补充一点证明庄子是蒙城人的论据，另外对于以前他们所提出过的论据，此处略而不提。
庄子的身世是个谜，老子的身世也是个谜，为什么？而孔子和孟子的祖谱都很清晰，这又是为什么呢？我们为什么对于老子、庄子的身世无所了解？关键就在于道家主张一切不落定处，让一切都在大化中运行，文章和人生都是如此，所谓“超逸绝尘”。颜回的“亦步亦趋”，却未能跟上，那就说明道家认为“道不可言”、“不可授”，因此才有了老子、庄子的书不可捉摸，只是因为它合道而不可确知。也可以说是典型的“不可知论”，“成也毁，毁也成也”。
老庄的思想渊源是在淮河流域。为什么齐鲁大地生儒家？为什么淮河流域生道家？提出这两个问题我们是有一定的道理的。水土的灵性不同，所生长的植物动物也不同，时空变了，一切都会变。淮河流域的蒙亳地区，原为商汤故里。至今考古学家还在蒙城的坛城发现了商时的陶器。商亡，周分封诸侯，邹公被分到鲁国，而商之后裔则被留在了蒙亳地区，即今蒙城所在的地域。我们说，庄子不是宋国人，也不是楚国人，庄子应该是“商周”人。“庄子之楚”，说明庄子不是楚国人；从《庄子》文章中我们可以发现庄周好象是宋国人的证据。但我认为与其说庄周是宋国人，还不如具体到庄周是宋与楚之间的“商周”人。“曹商得车”一段尽管说曹商“反于宋”，遇见庄子，并向其炫耀，那为什么不能是在他返宋途中遇见了庄子呢？又有人说在庄子文章里出现的“商之丘”就是指的今之河南商丘，那也未必武断，可不可以看成是“商周”一地的一处小山丘呢？不能说没有这种可能。最早见到“商周”这个地名也是在《庄子》一书中，孔子被困于“魏、宋、商周、陈蔡之间”，说明当时的“商周”是一个地名，而与“魏”、“宋”、“陈蔡”相提并论，至少可以说明“商周”是个小诸侯国。“商周”是商后裔所在地 ，而商朝的主流文化是天道，所谓“商人尚玄色”。“天道”是商整个国家的意识形态；而邹的整个主流文化则是“礼”。邹公在鲁国对整个礼进行贯彻，使其成为整个中央集权的象征。这种文化土壤孕育了孔子和孟子。庄子所在的国家，即“商周”，整个天道文化盛行，殷商时期的天道观也并没有被取缔。北京大学张翔龙先生所著《海德格尔与中国的天道》一书正说明了这个问题。可见当时天道思想之影响巨大。庄子长于此地，耳闻目睹的事情和自己所受到的传统的天道教育产生极大的矛盾，因此就要力争弥补，正如孔子“克己复礼”，维护礼教一样，庄子有一种伟大的使命感，那就是维护天道，倡导人生的自由和自然的回归，反对统治者对人性的戕害。
所以，我们的论断是：庄子不是宋国蒙地人，也不是楚国蒙地人，而是界于楚、宋之间的商周国的蒙地人。所以要证明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判断商周是商汤后裔的封地；其次我们要论证商周人崇尚天道这个事实；再次我们要论证庄周不是宋人也不是楚人，只是界于楚和宋之间的蒙地人；最后我们要论证商周一地就是位于楚、宋之间。应该说这是一个很复杂的论证过程，就目前我所掌握的材料来看，还不足以证明这一点，因此，我此处仅仅提出假说，有待进一步的考证和推理。
另外一种说法是不必要争论庄子的故里问题，因为所谓“蒙人也”之“蒙”就是指的一个大的区域，其中包括宋地、楚地和山东。司马迁之所以只说了一句：“庄子者，蒙人也。”就是因为他也搞不清楚庄子到底是哪里人，只是说“蒙人也”，就说明司马迁唯一有把握的就是庄子是蒙地人，而且“蒙”这个地方肯定不只是一个小国家或者小地方。这就够了。
文章的最后我想补充说明几个重要的发现：今年11月2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队正式宣布：安徽省蒙城县很大的可能是早商之都所在地。蒙城县的坛城有很大的商代古城垣，并拟订下一步挖掘计划，声称对于坛城古城垣的挖掘有可能有震惊全国的发现，那就是一直以来没有找到的早商故都，有可能就在这里。另外，连续几年的尉迟寺挖掘工程也在紧锣密鼓地同步进行，尉迟寺出土的陶器中有全国仅此一件的“鸟形神器”，据考证，属于大汶口文化时期原始村落领袖或权利的象征。尉迟寺为震惊中外的中国原始第一村遗迹，那么这个“鸟形神器”会不会是商代遗物呢？早商应该在黄帝、帝喾时期就应该存在，而黄帝、帝喾时期应该就是大汶口文化时期，据《商颂》记载：“天命玄鸟，降而为商。”按照商的传说，商的祖先契是这样降生的：简迪氏一日于河中洗澡，突然由天而降一玄鸟，一下子落到了简迪氏洗澡的地方，简迪氏因之受孕，从而生“契”，整个商由此而生。因此，鸟一直就是商人崇拜的图腾。既然全国仅此处发现一件如此这样的“鸟形神器”为什么不可以怀疑此地就是商都所在地呢？因为这种神器只有拥有最高权力的王者才可以拥有，而考古学家已经证明这是最高权力的象征。
把尉迟寺和整个坛城的挖掘工程和已有发现综合起来观察，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蒙城为商后裔所在地，极大的可能是早商故都，因为众人皆知晚商旧都在河南商丘，但对于早商故都历来都没有任何迹象引起考古学家的注意。“周人西来”，“商人东来”，考古学家认为应该从开封向东，直到黄河入海口都为早商的活动地带，但由于此地属于黄泛区，所以历来给考古工作带来困难，到目前为止，仅在蒙城发现了古商遗址。这已经有了很大的说服力。结合庄子的思想渊源来看，庄子文章首篇即以“大鹏展翅”开篇，这是一种标准的“玄鸟”，而大鹏又是从北海的“鲲”幻化而来，而“鲲”为鱼子。这也就体现了庄子对鸟的推崇和鸟与鱼的关系，也就是天与水的关系。商人尚玄色，商是一个推崇神的朝代，至周才发生“人神之争”。通观庄子之文，其中的崇神情结和神话特色都是先秦诸子里不太多见的。“天水关系”其实就是阴阳关系，而鸟与鱼的关系就是简迪氏生商的关系。
由此推断：蒙城为古商旧都，庄子是商之后裔。再结合以上诸点论断，就可以得出结论：蒙城为早商故都，商周是商后裔封地，有可能就在今之蒙城，而庄子为“蒙”之漆园吏，历史上既叫蒙城又有漆园的只有蒙城一地，关照一下庄子的思想渊源，我们就可以断定：庄子有极大的可能为今安徽蒙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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