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庸之妻》讲述了我和诗人丈夫大谷的故事。作为传统女性的我，面对丈夫酗酒、乱性、逃避现实的生活作风，始终默默忍受，尽心操持家庭（对丈夫必然抱有其幡然悔悟的幻想），并在债主上门之后，主动提出在酒馆打工以还清欠款。此时，我对人世的认识尚停留在粗浅的阶段，习惯以“善”来看待世人。然而在酒馆打工期间，我不断目睹人们种种不道德的行为，渐渐明白时势之艰难，思想之堕落。特别是在被丈夫的崇拜者奸污且疾呼神明出现未果之后，我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在如此混乱的时代，在人人视道德为昨日之物的时代，要想活下去，只能自己保护自己。而保护自己最好的方式，就是忘却道德，不择手段（盛世才论道德，战乱只求温饱）。
颇具讽刺的是，当丈夫终于看见我的付出爱上我之际，并无意间透露抢钱的目的是为了让我和孩子过个新年，我却已经无动于衷，只是以绝望而平静的口吻回答道：“管他是不是人面兽心。我们只要活着就行了。”这句话的潜台词也许是：“你抢钱也好，杀人也罢，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实实在在弄到钱。只有弄到钱，我们才能活下去。”
面对时代的车轮，我们举起手臂抵挡，却只是徒然地看着车轮从身上辗过。个人微如草芥，独善其身者毕竟少之又少。为了生存，大多数人不得不随波逐流。有时并非我们想苟于世俗，而是不得已为之。太宰治身处二战之后的日本，切身感受到战后日本经济、政治、文化的巨变，作品里的人物总是力图在陌生的环境寻找到自身的定位。无论《斜阳》里的直治还是和子，或是《维庸之妻》的我。不同的是，找不到归属的直治选择自杀，和子冲破世俗遵循内心而活，我则站在了和子的对立面。文学毕竟有别于现实。太宰治没有交代，和子最后依靠什么生存，而我结束内心的挣扎过程，也未免太过草率。事实上，和子和我的结合，才是大多数人的状态。我们一方面在生活的泥沼里沉沉浮浮，一方面无法舍弃内心的坚持，哪怕为周遭的人所不理解。浪漫与现实，是两条相互交织的线，贯穿了我们短暂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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