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2-25 19:10
今年，我结婚整整六十年了。西方人习惯用“钻石婚”来形容这个年头的婚姻，以彰显其珍贵。我们中国人的文化传统里虽没有这种精确而略显造作的形容，但有古老的《诗经》中那种对美好婚姻就是“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描绘，不论具体年份时长，我们更看重的是持续相伴的这个过程！
1962年我们在北京照相馆的合影
记得十几年前，我那还上小学的小孙子，有一天他说，我看你和我奶奶完全就是两种人，怎么会生活在一起？！肯定根本就没有爱情……没见你经常夸赞过我奶奶、没见你表达过爱意，更没见过你们亲嘴……哈哈……我一时语塞！心想：不知道你爷爷我搞文学工作的，善动笔，不善不动口！？
生活中“不会说话”的我，其实早在二十多年前，就写过一篇名为《心心相印》的散文，记述我的爱人。此文后来还收录到我的散文集小册子里。我们那个年代，管妻子都叫“爱人”，现在年轻人好像都不这样叫了。
转瞬间又是二十余年过去，我重将此文修订补充……
2001年华夏出版社出版《胡德培散文》
我的爱人，比我有名！
虽然，她没有在报刊上发表过一个字，没有在影视荧屏上露过一次面，但是，在我的亲人中、同学中、朋友中，以及熟悉我或不大熟悉、见过面或没有见过面的一些远亲近邻中，她都比我影响大、名气大。尽管常常有人称我为“老师”，或称我为“著名文学评论家”、“编辑家”之类，但我的妻子高佩芝留给人们心目中的印象显然更深更深。
先介绍下我本人的经历，比较简单。从家门、学校门到机关门。作家协会是一个“家”。文学无疑是心灵里的第二个“家园”。几十年来，我的工作几乎都是在这个“家”里，总是与作者、作家协会、与文学无法分离。即便是“文革”十年中，在湖北咸宁“五七干校”磨练过三四年后，被抽调到北京语言学院（现北京语言大学）去给“洋学生”当老师，也仍然是与中国语言文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文革”后，我又随着原来的老书记、老领导回到了文学岗位，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做编辑工作……直至退休。
1961年，我24岁，经朋友介绍，我见到高佩芝时，她22岁，开朗漂亮。我的简单，使我们很易于接近。因为我们都是真诚相见，所以很快便于1962年9月结了婚。在她看来，我这个人，虽然“不太会说话”，但只要是真心地对她好，就足够了！
我大学同学在简陋的小屋里，给我们拍的结婚时合影
她很小就失去了父亲。小学刚刚读过两年，因为丢失了学费而辍学，很小就开始到处去帮人干活。在五十年代解放初期那个良好的社会环境下，她十六岁时，得到一个良好的工作机会，在当时建工部下属的地质勘察院总机当上了一名话务员。她很珍惜这个机遇，工作干得非常出色。其间，1958年，参加修建北京十三陵水库的义务劳动时，因为吃苦耐劳肯干，还上了水库建设新闻报道；同年底抽调去参加全国工业交通展览会的会务工作，同样因工作出色获得嘉奖。
1958年高佩芝获得的奖状
更难得的是，那几年她在忙碌工作之余，坚持上了职工业余学校，直到高中毕业。
她日常的话务员工作，表面看来只是接线、找人，似乎很简单，但其实又很不简单。一般机械坏了，要自己修理，这不用说。她经常要接触到各式各样的人，遇到各式各样的问题，有时甚至使人十分为难，而她又必须当机立断，立刻处理好这些事情，处理好这些关系。她待人亲切，善于学习，工作非常认真、主动，对那些难办的事，她很快就应付裕如了，而且常常能够及时地给人方便，解人困难，甚至替人奔走，帮助别人办理关于电话以外的许多事情。有的同志来了亲朋好友或子女，也多次请她接待和安排住宿、陪同游览之类。领导同志外出有急事要处理，她也能千方百计地找到人，帮助处理好有关事情。因为能力出众，她还曾临时被抽调去刚建成的中国军事博物馆当讲解员、广播员。短时间内，她就熟记大篇幅的讲解内容。因为讲解出色，被评为“优秀讲解员”……还收到过很多参观群众夸赞留言、表扬信，甚至还收到过情书！……这些，使她在远远近近获得人们很高评价。因此，她被评为建工部青年先进工作者，1964年6月9日《北京日报》显著位置上刊登过有关她先进事迹的报导——《高佩芝是个好电话员》。但佩芝总是认为，那是她应该做的。
1964年6月9日《北京日报》第二版《高佩芝是个好电话员》
在我们的婚后生活中，她主动包揽了几乎全部家务，让我能集中精力钻研业务，做好工作，从事写作。我自认是个不善交际、书生气较重的人，她会经常帮助我弥补这方面不足，关心我的亲朋好友以及临时来访的人，我在家不在家，她都同样热忱。她还乐于助人，往往比我做得更好，考虑的更周到。刚结婚那几年，我与郭小川、冯牧、葛洛等文学界人士在北京黄土岗胡同住过同一院子，他们的家人都对佩芝称赞有加。
佩芝对待我的家人，更是细心，我的众多兄弟姐妹和亲友、同学，都称佩芝是我们家里的“模范大嫂”。
原来生活总不是完全美满的。真是不幸，我们的大儿子孕育在三年困难时期，生下来便体弱多病，一岁时不幸感染了脊髓灰质炎（俗称小儿麻痹症）。作为母亲，她常常心如刀绞、心急如焚。我们四处求医问诊，持续多年寻求各种治疗办法，在孩子体验了多种精神和身体痛苦后，依然疗效甚微，成了高位截瘫的残疾人，这也成为我夫妻俩心中永远的痛和遗憾！幸好那时，孩子有位慈爱心肠的姥姥，帮助我们照看大儿子、渡过难关。但姥姥住在北京南郊，于是佩芝在繁忙工作之余，经常来回奔波、照顾……
“文革”初时，我俩已搬到中国作家协会位于东总布胡同里的家属院。时任《文艺报》副主编冯牧也搬进那里。彼时发生的一件小事，充分反映出佩芝的正直与善良。当时造反派们搞出一份签名书，内容是要求冯牧去负责打扫院内和厕所卫生。我记得院里人迫于压力几乎全在上面签了名，只有佩芝没有签名！以至后来冯牧家婆婆见到我，都暗挑大拇指，说：“你爱人小高真不一般！”
文革那些年，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使得人际关系十分复杂。多少普普通通的家庭都经历过磨难和洗礼，不用说我当时还正好处在文艺界这个“旋涡”中心，更身不由己了。佩芝始终以她心底的善良和正直，充分信任我，不怕受牵连，即使是在我被发配到“五七干校”那几年也没抛开我。在我被隔离审查时，还从外地来湖北咸宁看望我。而她那几年，也正随勘察院人员下放，被发送到河北、河南、山西等地，来回迁徙，居无定所。文革结束前，她甚至做过几年印刷厂的工人。
“文革”后，她随我的“归队”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在样书室、发行及出版等部门工作。她干一行爱一行。无论干什么工作，很快就熟悉了有关业务，近五十岁时，她还参加了关于职称的审查考试，得到出版业务的中级技术职称。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与佩芝合影
开始在样书室时，佩芝就以耐心和热情著称。记得有次著名作家魏巍去样书室寻找图书，是佩芝接待的。几年后一次座谈会上我再次见到魏巍同志时，他还向我问候：“你爱人高佩芝好吧！”。这一方面说明魏巍的好记性和平易近人，另一方面也未尝不是因为佩芝的耐心热情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后来有关出版工作中，佩芝常能发现一些重大问题，堵塞某些疏漏与失误；有需要抢时间的工作，她来回跑工厂；有联系上的困难，她就不辞奔波之苦，亲自跑去当面解决问题。她勤恳热心、认真负责，常常给人印象很深。同事们都夸：“高大姐真不简单！”
她在出版科时，那时印刷技术不像现在这么先进便捷。书籍的封面、插图等从设计到出版，常需要出版部门与美编部门反复沟通以减少出错，这时就体现出佩芝的不辞辛苦和善于沟通的能力。她与当时我社美编张守义、古干、秦龙等人都有着非常融洽的工作关系。记得张守义是全国人大代表，那些年他每次去人大会堂开会，都不会忘记抽空给佩芝邮个纪念封啥的；画家古干、秦龙出了新画册，也不忘会签名送她一本，从这些事情，也从另一侧面反映出她在社里同事们心目中的份量。
画家张守义从人大会堂等处寄给佩芝的纪念封
还特别值得一说的是，九十年代那些年，佩芝不仅忙于工作，家里的事情也非常多。残疾大儿子的从中医学习到执业、从婚姻到孙女孙子的成长和上学，从帮小儿子解决经营上的困境到为外甥女婿出现交通意外后跑保险公司……还有我老母亲在家里病重时的养老送终……真是方方面面，事无巨细，毫不夸张地说，她简直就是我们家的“高铁人”！
她也常表示出欣慰的是，自己的丈夫也因此能全心投入工作，非常顺利地获得了高级职称，而且因为对新闻出版事业方面的突出贡献，得到国务院颁发的特殊津贴和荣誉证书。同事们有人开玩笑地对我说：“你的成绩，应该有老高的一半。”我会毫不犹豫地立刻回答：“不是一半，而是全部。所以，我的工资和津贴全都交给老高。”同志们听了，顿时哈哈大笑。
还有一个典型例子，更能说明佩芝的善良热心和不知疲倦的性格。在她退休后的有几年里，受画家叶浅予的女儿叶明明之托，帮助舞蹈家戴爱莲定期做些打扫卫生之类家务的事。叶浅予当年住处离我家很近。戴爱莲尽管与叶浅予在五十年代就已离婚，但一直还保持着友谊，叶明明虽不是戴爱莲亲生，但从小受戴爱莲抚养，也很有感情，经常照看戴爱莲。可戴爱莲住在城西老虎庙，而我们在城东，当时坐公交去还是不近的。另外，我发现那时佩芝经常显出身体疲态，就劝她不要太辛苦，别去了。她说，戴爱莲爱干净，都八十多岁了，有时居然还要亲自爬梯子，实在看不下去……而戴爱莲也很希望她能定期去……直到后来，佩芝出现行动迟缓，去医院一检查，得了帕金森综合症。
她得的这种帕金森是这类病症中比较少见的一类，属于僵直型，不是常见那种振颤型，目前医疗技术对此基本无解！不幸中的万幸，有一种叫“息宁”的药物能够缓解该病症，但药劲稍稍一过，便又无法动弹。即便在药物的作用下，如无顽强的主观意志，依然会行动困难！能想象得到么？得病后差不多二十年中，她一切生活上的事，甚至打扫卫生、做饭，能自己干的，绝不用别人……说来您还可能不信，我们这几年出现过的“闹脾气”或“吵架”，居然大多来自我“嫌她干得太多了”。我心里虽明白，这是她“能动则动”“闲不住”的顽强性格使然，她烦心是嫌我“不理解她”。我怎么可能不理解呢？！但我还是忍不住要经常唠叨几句“别累着了”……我们心里都清楚，这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我与佩芝退休后合影
其实回想几十年来在我俩的生活里，常常有一种“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感觉。我心里有时想着要办一件什么事，还没有说出来，她往往就敏感到了，或者她也正想着要为我去办这件事情。她对我，大多表现出坦率、豪爽的一面，有什么话，总是赶紧就告诉我。但也不是事事都那么经心、那么过细。然而，在她的心里事事有我，这一点我是很清楚的。从前，我出差十天半个月，常常不用写信，也不用打电话。她心里虽然不免挂念，但知道我的工作和行踪早就按计划安排好了的，一定会按期归来。我知道家里有她，事事皆可以放心，似乎许多事都可以不必多说一句。我想，这就是人们形容的“心心相印”吧！
几十年间，我们当然也少不了偶尔争吵，但我俩之间，什么话都可以毫无保留地告诉对方。有时事忙，我想过几天再告诉她，她却来找着我说开了。一些事情，虽然往往会有些不同看法，但重要的是——我们总能很快又走到了一起！
佩芝总说我“不会开玩笑，不开玩笑时还倒好，开起玩笑来能把人气死！”……但到了这把年纪，我似乎反而比年轻时更爱开玩笑了……虽然难免还会时时“气人”！……
六十年的相伴哪够？！我跟佩芝说，现在国家越来越好，我们还要继续好好相互帮扶过好以后的每一天……我们还能看到台湾回归、祖国统一的那一天呢——说这话时，我是认真的，绝不是玩笑！
家中摆放的爱人，孩子和我的老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