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韩近代渊源有多深？韩国国父流亡中国策划炸死日总司令

1919年至1945年期间，被韩国国民誉为“韩国国父”的金九在中国带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与日本侵略者展开了或明或暗的激烈斗争，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韩国独立运动领袖金九

1910年～1932年，数万韩人流亡中国，金九策划炸死日军总司令

1910年，日本用枪炮强行把朝鲜半岛与日本合并，从此，数以万计的不愿当亡国奴的朝鲜爱国青年开始了在中国的流亡生涯。1919年，流亡韩人领袖金九等在上海法租界正式成立韩人流亡政府——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从此揭开了韩人青年在中国掩护下抗日，寻求复国的运动。

1932年1月，日军向驻守上海闸北的中国国民革命军十九路军发动进攻。于是，上海的日本军政要人决定4月29日借庆祝日本昭和天皇生日机会，在上海虹口公园举行“淞沪战争祝捷大会”，这无疑是对国民政府的最大羞辱。据镇江市从事研究大韩民国在民国发展历史的学者裴伟介绍，国民政府行政院代理院长兼淞沪警备司令陈铭枢等人决定采取暗杀行动以破坏日军此次庆祝活动。但日方也早有准备，担心有人破坏，所以规定“祝捷大会”不许任何中国人入场。此时流亡在上海，对日军恨之入骨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流亡韩人，成为完成此事最合适的人选。此时，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由于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因此临时政府在东北组建的韩人武装和其他韩人部队陆续溃散，使得抗日心切的韩国临时政府难以开展军事活动，因此亟需获得蒋介石的帮助，重新组建部队。

在这一背景下，时任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警务部长的金九成为策划执行这次暗杀任务的不二人选。金九在韩人中挑选了一位25岁且精通日语的爱国团成员完成暗杀任务。4月29日，当“祝捷大会”进入高潮，日本人正沉浸在日本国歌中的时候，这位青年将水壶炸弹准确地投掷在日军总司令白川义则、日本驻沪留民团行政委员长河端贞次等脚下。据史料记载：“炸弹随后爆炸，河端当即被炸死；白川义则身中204块弹片，至5月26日抢救无效死亡；第九师团长植田谦吉、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均被炸断一腿；其他多名日本军官、士兵伤亡。”

爆炸发生后，金九通过路透社发表声明称虹口爆炸案是他主谋，警告日军不得滥捕无辜。然而，日本却在上海对韩国侨民展开疯狂报复，韩国临时政府主要成员不得不在国民政府陈果夫等安排下离开上海。

1933年～1937年，韩国临时政府不断转移，获国民政府暗中资助

虹口公园爆炸案后，撤离上海大本营的韩国临时政府开始了不断转移的岁月。根据镇江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史料馆的记载，1932年移往嘉兴到1940年驻扎重庆期间，韩国临时政府“为我政府庇护”，辗转杭州、镇江、南京、长沙等地，每到一处，临时政府都会在当地开展演讲，向中国百姓宣传日本统治下的“朝鲜惨状”，获得了不少中国人的支持。

虹口公园爆炸案虽然让韩国临时政府失去了稳定驻所，但却让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看到了韩国临时政府存在的重要性。蒋介石决定长期持续为临时政府提供援助和庇护，并请陈果夫作为联络人和临时政府领导直接联系，承诺“中国政府会帮助韩人恢复高丽国的独立和自由。”

根据金九回忆录《白凡逸志》记载，1933年5月，在国民党组织部长陈果夫的陪同下，蒋介石在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会见金九，答应给予百万元的援助，支持韩国独立运动。国民政府为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培育军事人才，还定期每月向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执政党—韩国独立党提供经费5000元。

这段时间，金九派人到东北和北京、天津、上海、南京等地招收百名韩人爱国青年，并将东三省溃散的韩人抗日队伍将领统一到了临时政府领导下。日本的步步紧逼让临时政府的行动越来越隐蔽，加上英美等国对韩国临时政府并不十分支持，因此韩国临时政府不再设立固定的地点，每到一个城市，成员们便各自分散居住和办公，有重大事项商议才会找一个地方集中。

1940年，韩国光复军成立典礼。中间着深色衣服者为韩国独立运动领袖金九，其右为光复军总司令李青天

1940年～1945年，成立光复军正面抗日，战后韩国获得独立

1940年，在国民政府帮助下，临时政府成立韩国光复军，第二年韩国青年战地工作队编入韩国光复军，其他小股武装组织也主动加入到了光复军的阵营之中。根据金九回忆录《白凡逸志》记载，这支军队1944年以前一直隶属于中国军事委员会。有了这支光复军，金九领导的韩国临时政府不再是只能搞暗杀的地下秘密组织，他们直接参与到东北、华北等地对日作战中去，帮助蒋介石在正面战场上抗击日本军队；同时，临时政府还和国民政府达成默契，利用自己的地下组织，不断为中国国民党搜集日本的作战情报和军队调动动向，继续帮助国民政府暗杀日本侵略者头子。同时，金九本人也和陈果夫、蒋介石保持着密切联系，及时将临时政府的抗日行动告知蒋介石。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英美等国对韩国临时政府的态度也有了转变。韩国独立复国前景顿时光明起来。此时，金九迫切希望临时政府得到英美等国的承认，恳请蒋介石从中斡旋。1942年3月，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孙科在重庆发表《韩国独立问题》的演讲中首次在公开场合主张立即承认“韩国临时政府”，同年年底颁布《扶助朝鲜复国运动指导方案》，“先他国承认韩国临时政府”的方针。1942年至1943年，国民政府外交部针对韩国临时政府地位不断游说美国、英国，希望能得到他们的认可；蒋介石本人还在中美英三国首脑举行的开罗会议上，向罗斯福和丘吉尔提出了战后韩国独立问题，希望美英支持中国立场。最终《开罗宣言》明确承诺“决定在适当时期使朝鲜自由与独立”。这一决定奠定了韩国独立的法律地位。

1945年11月，蒋介石在重庆与即将归国的韩国临时政府成员告别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朝鲜半岛获得新生。韩国临时政府终于可以回到祖国。金九在登上回国飞机前向记者表达了对中国政府的感激之情：“余居贵国几三十年，无异自己故乡，今将离去，诚不胜眷恋之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