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2-02 00:50
近来观伯温兄在大话自发了一篇关于曹操是爱才还是弑才一文，感触颇多，便匆匆写下这么几笔。
曹操的为人在三国志里说的很明白了。许子将曰：“治国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也”。而他所做的一切也都是围绕着这两句话来。曹操被成为是三国里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也不是自封的。而是后人对他的极公正的评价。
曹操，字孟德，小名阿瞒，东汉桓帝永寿元年（公元155年）生于沛国谯县（今安徽毫州人）。献帝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去世，享年六十六岁。三国志中对他的评价是少机警，有权数，任侠放荡，不治行业。在年轻时的不务正业为时人所不屑。不过这些缺点恰恰是他成功走上政治舞台的必须有的素质。所以曹操首先必须是个政治家，然后才能说他是军事家，文学家什么的。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政治家必须具备的，必须要做的一切。
●《求贤令》
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贤也，曾不出闾巷，岂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有]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
●《求逸才令》或《举贤勿拘品行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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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伊挚、傅说出于贱人；管仲，桓公贼也，皆用之以兴。萧何、曹参，县吏也；韩信、陈平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著于载。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曹操身为一个领导者，在对人才方面更是极端的渴望。两出求贤令便可充分说明这一点。但曹操一生对于“人才”的处理在历史上一直是个争议最多的。他爱人才，似乎没有人能超过他，像对郭嘉，丁仪，崔琰……等，而他的忌才，也是出了名的，像对杨修，司马懿，张松……等。
但我认为曹操的人才思想并没有什么是非可言，他对人才的的最集中的，也是最伟大的体现就是在他的《求贤令》中提出的“唯才是举”。这个就是价值论。
首先，曹操是爱才的，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成大事的人才。唯才是举，是曹操既处于他爱才的天性，更出于三分天下形势所逼，三分天下，得人才者居之。向来事业之争就是人才之争，事业的成就也就是人才和使用人才的成就。三国曹，孙，刘三个集团对于人才的需求和使用都各有千秋，断难贸然说谁就绝对要高明些。但相对来说，曹操的军事指挥才能，处事临机应变能力，乃至政府体制建设能力，都明显要比孙，刘强的多。他在军事上的才能几乎可以说是全能来论处，一生胜仗无数，平定整个北方，为统一天下打下了牢固的基础。而真正的战役失败也仅有赤壁一战。争汉中一战虽说是败局，但并不是战败，而是主动退让，并在撤军时迁走了当地大量的百姓，这也为后来的诸葛北伐留下的兵源不足和人才缺乏的隐患，所以说并不能算是惨败。
其次，唯才是举，是曹操尊重人才，实际，不苟求，不求全责备的眼光，这是他吸引人才，使用人才的一种气度和自信。这是他在道德原则和利益原则相冲突的一种变通，一种创造性的灵感。曹操的第一次求贤令是在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这时是赤壁大战结束后的第二年，东吴大都督周瑜病逝，刘备占有南郡等地，立足于荆州。此后建安十九年，二十年曹操又两次下求贤令，当时刘备已攻破成都，占有两川之地，三分天下局面已经形成，而曹操也已有六十三岁，壮士暮年，却大业未成，内心忧虑，求贤辅佐。但曹操的爱才并不是说因为形势所逼，唯才是举这个思想是一直贯穿他整个一生的。如果没有这种思想，曹操怎么能从一个逃难京官，手下不过几个亲随，足下不曾有寸土，几欲白手起家做到扫灭群雄拥有北方天下的份上的。而他手下的谋臣猛将大多都是敌人营中的人，或因某种机遇集合到曹操麾下，如程昱，许褚；或冲着他雄才大略，能治乱定天下的名声而来，如郭嘉，荀彧；或神往他轰轰烈烈，言必行战必克的实绩而来，如满宠，董昭；或被曹操击破营垒俘虏而来，如张辽，张颌；或从行伍之中提拔上来，如于禁，乐进。试想曹操如果没有足够的人格魅力和博大的胸襟气度，怎么能够做到？
因为爱才，才会不顾众人反对，舍得放关羽回去。因为爱才，才会真诚录用曾经发檄文骂曹操祖宗的陈琳。因为爱才，才会在郭嘉病重时期百般照顾，怜惜他。当然，这也是事业的需要。
同时曹操是个政治家，在政治上的决策他必须把握好分寸。“挟天子以令诸侯”是他政治上最成功的一笔，当然也有人才的提议。在政治上，曹操可以说是霸术兼糅王道。封建时代的开国君臣在手段上，无论是对敌人，对手下，对治下的民众，无不采用明与暗，软与硬，宽与严，刚与柔这两手。争民心，得天下，都需要这两手。曹操也同样如此。而且更深谙此王霸之术。
●《述志令》或《让县自明本志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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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欲孤便尔委捐所典兵众以还执事，归就武平侯国，实不可也。何者？诚恐已离兵为人所祸也。既为子孙计，又己败则国家倾危，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此所不得为也。
好一个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这个实便道出了曹操的王霸之目的。也就是说曹操是为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一个实在的价值论。
为了实在的利益，他可以和董卓决裂，首举讨董义旗，为天下倡，他有雄才大略，在陈留举兵，成，可为汉室扫平董卓，重整河山，做一个大大的忠臣；不成，则可拥兵自重，任天下之智力，与群雄争霸。
为了实在的利益，他可以冒死亲率士卒攻打乌巢，官渡之战后，又把袁军七万降卒一举坑杀，是为了拿稳既得的胜利，防止袁兵的叛乱。
为了实在的利益，他可以光着脚丫去迎接来投的许攸，并谦卑问计。试想，若没有许攸，曹操即便可以打败袁绍，其难度也要增加好几倍。
为了实在的利益，他敢冒天下只大不韪，倡“唯才是举”之一说，并以此为招纳人才之方针。但走到他身边的人必须为他的实利服务，一旦他看出人家敢违逆他的意志，不利于他的事业的饿话，他就务必去之而后快。他逼死荀彧，崔琰，孔融便可见出其功利观念的急切和残忍。
总之而言，对待曹操的为人和性格也不能单指一方面。从整个局面来全面的了解曹操的为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