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2-02 00:15
溥仪作为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皇帝，他登基的时候年龄很小，退位的时候同样年龄也不大，自古以来，这样年龄小的皇帝，一直都是他身后的人把持朝政的一个重要的借口，大权实际上都掌握在别人手里，皇帝手里基本上是没有什么的。但是为什么当时的溥仪其实也没有什么实权，年纪也很小，为什么却还是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呢?
宣统三年(1911年)10月10日，爆发了武昌起义，武昌起义消息传来，清廷一片慌乱。溥仪下《罪己诏》。派陆军大臣廕昌率北洋军队两镇南下，同时命海军驶入武汉江面配合陆军作战。但廕昌指挥不动北洋陆军。在“养病”的袁世凯，一直密切注视局势的变化，同在北京官场和北洋陆军中的心腹徐世昌、段祺瑞等保持着联系，对政局了如指掌。武昌起义的胜利，引起帝国主义的仇视，各国公使一致促请清廷起用袁世凯。清廷不得已任命袁为湖广总督，令其督师南下。
袁以脚病未好为借口，不肯应命，暗中却操纵北洋军怠战，并提出组织责任内阁，给他指挥水陆各军的全权等条件，要挟清廷。清廷被迫召廕昌回京，任命袁为内阁总理大臣和节制水陆各军。袁在彰德“遥领圣旨"，下令北洋军向革命军进攻。11月2日攻下汉口后，即按兵不动，而后带卫队抵京。16日组成责任内阁，迫使载沣辞去监国摄政王职务，袁世凯总揽政府大权，接着便下令北洋军猛攻汉阳，炮击武昌。南北内战爆发后，华南地区各省纷纷宣布脱离清朝中央，但清廷仍控有数个北方省份。
最后孙中山与袁世凯密约，若袁能使溥仪退位，就让他担任大总统。袁世凯便一面胁迫，一面劝说好让溥仪退位。袁世凯一面施加压力，一面提出优待条件作为诱饵。南北和议代表先后举行了5次会议。除讨论军队停战和政权体制问题，还议定了溥仪退位的优待条件。经多次磋商，双方达成优待清室条件八条：清室退位后暂居官中，日后移居颐和园;仍用皇帝尊号，民国政府以外国君主之礼相待;每年提供400万两的费用;特别保护皇家私有财产等等。
民国元年(1912年)2月12日，隆裕皇太后临朝称制，以太后名义颁布《退位诏书》，溥仪退位。退位诏书中说：“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立宪共和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民国政府与清室协商，保留了许多对皇室的优待条件，承诺每年支付清室费用400万两银元，新币发行后，改为400万元，民国政府同意溥仪暂居紫禁城，史称“逊清小朝廷”。
其一，皇权思想根深蒂固。
说准确一点，并不是溥仪这个个体有多大的影响力，而是溥仪是曾经的皇帝。虽然清朝灭亡了，但是皇权思想在人们的心中，却还根深蒂固。这种意识，是留在血脉里的，是短时间里很难消除的。以至于到了现在，这种思想还存在于一些人的脑海之中。
而那时候帝国刚刚解体。再加上舆论宣传不到位。可以说，当时的人，身子虽然已经在民国了，但是他们的脚，还在皇权时代，对皇权相当迷信。
而张勋、日本人等等，也正是利用人们的这种迷信，才不断地把溥仪扶起来，以达到他们的目的。
其二，对帝国时代的怀念。
虽然说，清朝把国家搞得千疮百孔，让老百姓深受苦难。但是，那毕竟是一个统一的国家。那个国家里，虽然内有百姓造反，外有列强入侵，但国家并没有散，那个国家的整体框架还在。
除了国家的整体框架还在外，人们习以为常的秩序还在。传统的那种伦理道德还在。这对于大多数人来，就不会感到张皇失措，心里就会很安定。
但是，清朝灭亡以后，整个国家处于四分五裂之中，战乱不断，百姓流离失所。同时，各种价值观错乱颠倒。因此，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的人，就特别怀念清朝时期的场景。而怀念清朝时期的场景，当然就对溥仪有非常亲切的感觉。这也是溥仪影响力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三，溥仪的遭遇让不少国民同情。
溥仪作为一个末代皇帝，他可以说一生颠沛流离。
溥仪刚3岁就被拉到皇帝座椅上当傀儡皇帝。6岁又“被下课”，成了末代皇帝。接着，1924年又被冯玉祥撵出紫禁城。1928年，孙殿英挖了他家的祖坟，他四处呼吁，可是没人理他。接着妃子文绣又要和他离婚，还公开对外说他性无能。等等。
总之，作为末代皇帝，溥仪完全没有了尊严。这种没有尊严，让他被很多遗老遗少同情，而这也因此增加了他的影响力。
总之，溥仪因为身上有“王朝”与“皇帝”这两个符号，就算他本身没有什么能力，他依然具有极大的影响力。
民国二十三年(康德元年、1934年)3月1日，溥仪在“新京”南郊杏花村举行登基典礼，改国号“满洲国”为“大满洲帝国”，改称“皇帝”，改元“康德”。还兼任伪“满洲帝国”陆海空军大元帅、“满洲帝国”协和会名誉总裁。 [43] 日本关东军司令官率日本200多名官员出席仪式， 并与出任“满洲帝国”总理大臣的郑孝胥换文，表示当场予以承认。溥仪作为当时亚洲一个政治人物两次登上《时代》周刊，特别是该周刊有关“解决远东危机的四个人”的画像中。
民国二十四年(康德二年、1935年)4月6日，溥仪首次访问日本东京都。民国二十九年(康德七年、1940年)6月26日，溥仪第二次访问日本东京都，日本昭和天皇裕仁亲自迎接。据美国《历史》杂志报导，民国二十九年(康德七年、1940年)，溥仪秘密联系萨尔瓦多外交代表团人员，希望能逃亡萨尔瓦多，摆脱日本人控制。萨尔瓦多外交代表团人员返国后，将溥仪的意愿报告给萨尔瓦多总统马丁内斯。正好马丁内斯是一个神秘主义者，他认为溥仪前往萨尔瓦多是上天的安排，便不顾与日本关系恶化的危险，亳不犹豫地答应了溥仪的请求。马丁内斯认为和溥仪都是蚂蚁转世，他曾对萨尔瓦多外交代表团人员说：“杀死一只蚂蚁，比杀死一个人罪行严重得多!”
民国三十年(康德八年、1941年)10月，又有萨尔瓦多外交代表团人员到达新京特别市(今吉林省长春市)，溥仪把逃亡萨尔瓦多的计划告诉了一名满洲国禁卫队军官，打算让满洲国禁卫队护送自己前往萨尔瓦多大使馆，然后再装扮成大使馆职员逃离满洲国。没想到的是，满洲国禁卫队早被日本关东军收买，那名禁卫队军官向日本关东军告密，溥仪逃亡计划完全失败。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立即派出宪兵队，将萨尔瓦多外交代表团人员驱逐，关闭萨尔瓦多驻满洲国大使馆和数间萨尔瓦多驻满洲国贸易公司以作惩罚，从此萨尔瓦多中断与日本的外交结盟关系。日本关东军人员前往满洲国宫内府向溥仪提出威胁性交涉和斥责。
